解劝到

近期，我国著名翻译家、作家、画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高莽先生离世。高莽1926年生于哈尔滨，一生致力于将俄苏文学介绍到中国，是我国俄语翻译界的泰斗人物。2013年11月，他凭借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荣获“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年近九旬时又因为翻译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一书而为公众所熟知。本文选自他的《墓碑天堂》一书，集合了他对俄罗斯84位文学艺术家墓地的拜谒追访。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

只要我来到莫斯科，我一定去瞻仰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很普通的一名战士，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火热的革命斗争使他逐渐成熟了。在全身即将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创作出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1947年，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读到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它使我心灵为之震撼，生活受到鼓舞。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人生，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了。我把剧本译成了汉文，很快就在兆麟书店出版。翌年，哈尔滨市教联文工团将这戏搬上舞台。连演多日，场场爆满，成为哈尔滨市解放初期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值得重视的活动。建国以后，该剧又在北京等大城市演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孙维世导演，金山、张瑞芳等主演，这部话剧发挥了更大的教育作用。保尔成了新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1956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赖莎应邀来到我国访问。她为我国青年做过几场报告，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我为她担任过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女工出身，朴素、诚恳、热情，平常她像拉家常似地跟我们谈天说地，讲了很多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她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尼古拉可关心形势的发展了。他听广播，还让我在墙上挂了一张中国地图，自己看不见，让我告诉他中国红军行进的路线……”

赖莎得知我译过剧本《保尔·柯察金》，而当时的教员孙杰参加过该剧的演出，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时，她很高兴。她说：“你把你的妻子带来让我见一见……”1957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她。她拉着我们的手戏谑地说：“记住，我是你们的媒人！”她送给我们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她和躺在病床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她在照片的背面写了一句话：“祝你们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

1987年我又来到莫斯科。中苏两国都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我专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去拜见我的“媒人”，她当时担任该馆馆长。她那深棕色的头发已经变得银白。我们又谈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谈到他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情况，并回忆了她访问中国时留下的美好印象。那天，我为她画了一张速写像，她签名时仍然冠以“媒人”二字。

那次，我又凭吊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墓。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1936年12月22日逝世的。25日火化后，他的骨灰盒先是嵌在新圣母公墓的墙里。1953年，苏联政府决定将他的骨灰入土安葬。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曾表示过，他死后希望能长眠在他敬爱的作家、小说《恰帕耶夫》的作者富尔曼诺夫的墓旁。他的墓上竖立了一座墓碑，碑上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半身浮雕像。雕像作者齐加里。奥斯特洛夫斯基斜身靠着枕头，侧脸面向远方。一只手放在书稿上，另一只手搭在胸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表情安详深沉。这是一位不向敌人、不向疾病、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人。墓碑的下端雕有军帽与马刀，表明他少年时代英勇无畏地驰骋沙场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2007年秋，我再次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墓前，他的墓碑上增加了赖莎的名字和她的生卒年代：1906-1992。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使我浮想联翩。我背诵他留在人间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的斗争！”

我早已告别了青年时代，越过了古稀之年。同龄的妻子突然双目失明，我护理她的时候，常常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想到他的夫人赖莎和她赠给我们的照片，还有照片上的那句话：“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每每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夫妇，这时我身上不由得会涌起一股热爱生活的暖流。

鲍·拉夫列尼约夫（1892—1959）

如果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不译成汉文，不改编成话剧，不绘成连环画等种种形式的作品在我国传播，小说的作者的姓名可能不会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第四十一》的作者是俄罗斯作家鲍·拉夫列尼约夫，小说的译者是鲁迅先生的战友曹靖华。小说写于1926年，译作完成于1928年，那时曹靖华正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而拉夫列尼约夫正是列宁格勒人。当时小说译本由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出版，曹靖华同时将译文寄给我国未名社。

鲁迅先生曾对《第四十一》表示过浓厚的兴趣。1929年3月22日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未名丛刊》中要印的两种短篇，我以为很好的，其中的《第四十一》，我在日译本上见过，稿子可以不必寄来，多费时光。”一个月以后，他致李霁野的信中又写道：“《第四十一》早出最好。”然后即对当时上海滩的出版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所以介绍些别国的好著作，实是最要紧的事。”很明显，鲁迅把《第四十一》归入“好著作”之中。

小说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女战士和白卫军中尉俘虏的故事。女战士玛柳特卡奉命将俘虏押往前线司令部。途中他们所乘的船遇到风浪沉没。玛柳特卡与白卫军中尉被卷上一座荒岛，渐渐产生了情感。一天，一艘白党帆船忽从远处驶来。中尉喜出望外，拟登船逃走。玛柳特卡的感情经过一番搏击，最后向中尉举枪射击，应声倒下的中尉成为被她击毙的第四十一名白卫军分子。

这是一篇政治性与艺术性很强的小说。小说在苏联发表以后，反响强烈。当时主宰苏联文坛的极左分子认为小说有问题，作者被划入“同路人”的行列。

《第四十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苏联其他作品一样，出版时受到种种阻挠，可是它仍然偷偷地被翻印成单行本流传。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区，在国民党和日寇的双重包围中，革命青年在钢板上刻印了这部小说。有一天曹老感慨万分地提及此事：“当时从包围中出来的同志，把一本油印本送了我，并且对我说：‘敌后的战士们，把枪、把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成了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唯独书和枪留在身边，或者冲出重围将它们带走，或者同归于尽。”可见这篇小说对革命战士们的鼓舞作用。

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第四十一》时，作者拉夫列尼约夫应译者之邀为我国读者写了一篇序，他写道：“文学就是友谊树上的第一朵花蕾。”“我们的作品，生养在战争情况中，和向往新生活建设的我们青年的俄国文学，能得到中国读者的注意，这在我们自己是深以为光荣的。”

新中国成立了。1951年底曹靖华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招待会上两位老友相见。他们的头发都已斑白。紧紧地拥抱，滔滔不绝地交谈，未能尽兴，晚间，拉夫列尼约夫又把曹靖华拉到自己家中去倾诉二十多年的别情。

1957年，《第四十一》在新中国再版时，作者再次写了序———《致中国读者》，他说：“……长期以来我在苏联怀着热爱和激动，注视着你们在同人民敌人的严峻的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我们曾以你们在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就像现在的你们在和平、创造性的劳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是一样的……”

十月革命四十年时，拉夫列尼约夫的剧本《决裂》在我国舞台上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曹老把剧照和海报寄给了作者。拉夫列尼约夫收到这些资料，不胜欣喜，称之为收到了“珍宝”。不过那时他已身患重病。

1958年4月25日，他给曹老寄来一封信，这是他最后一封信：“我真想到你们国家里走一趟呵，可是大概看来，这样一个残疾人喝不到中国江河的水就不知所终了。”两年之后，拉夫列尼约夫逝世。

我站在拉夫列尼约夫的墓前，仰望那褐色大理石柱墓碑上的胸像（系著名雕塑家凯尔贝利之作），那飘洒的头发，那含着微笑的消瘦的面孔。这位出身于教师家庭，参加过红军，负过伤的指挥官，与未来派诗人有过诸多交往，最后走出自己道路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在我国得到过鲁迅的赞许，他本人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感情，当我想到这些时，崇敬与感念之情油然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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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不仅滋养了俄罗斯大地上的几代人，
也滋养了世界文学爱好者。

在解体之后，整个俄圈进行了深刻的全方面的检讨，
对于前苏联文学乃至于前苏联文化，曾有他们自己的批评家给予严厉深刻的批判。
几年前，在俄圈侨居时，看到一个小城就有好多家社区图书馆，书籍大多是解体前印制的。
爱书的人还是不少，书依旧能作为特殊商品在书店流通，
但年轻人中读书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