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时期的结盟关系中，我们最普通的常识是大国在支配小国，但大量的案例证明都是大国被小国操纵，因为大国有很广泛的利益，在一个局部地区反而因为失去关注，研究不够，被小同盟操纵，卷入到和自己利益并不符合的冲突中。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为什么会在明确知道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卷入这场战争，中国有没有机会制止这场战争？
嘉宾简介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现兼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特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英国 Cold War History 杂志编委，《国际经济评论》杂志副主编。出版著作包括：《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
我首先把题目给各位解释一下，我不久前出的那本书是《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年)》，这次讲座的题目是“结盟与战争”，要讲到两个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时间就会跨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有40年是在冷战时期度过的，期间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做出两个重大的决定，前者决定与苏联结盟，后者决定实现与美国建交。“结盟与战争”中的所谓结盟，是指两次结盟，第一次是和苏联结盟，1950年2月14日与苏联结盟，以后很快就参加了一场战争——朝鲜战争；第二次和美国建交，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2月17日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
中美建交严格地讲不能算是结盟。不过我在这里说是结盟，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邓小平在1月28日—2月5日去美国访问，访问期间他和卡特第一次会见的时候，两个人有过一次简短的交流，两个人都表明，“我们两个国家不结盟，但是我们可以有非常密切的战略合作”，这差不多是邓小平的原话。卡特也表示说我们不结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国家进行战略合作。后来中美两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其中包括军事合作。例如冷战史研究的一些成果表明，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有关苏联军事部署的情报，有些超过了给它的北约盟友的情报的质量。另中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允许美国在中苏边境的中国一侧建立情报站，以监听苏军的动向，等等。
我是做只给你过外交史研究的，这里涉及的40年的跨度就是中国在冷战时期度过的40年，我之所以使用“两次结盟”和“两次战争”，就是因为这两个重大的外交转折和重大外交决策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地区冲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历史本身的确有很大的不同，比较起来才有意思，不过做这样的比较也是可以发现相同之处，就是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两次转折伴随着两次周边的局部战争。因为冷战是美苏两个国家的对抗，根据冷战史研究的结论，认为任何国家都要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现实，都要处理和美苏两个国家的关系。中国处理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开始是同苏联结盟，与美国对抗；后来同美国建立“准战略同盟”，与苏联对抗。这两次重大战略选择的结果都是导致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越南那次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但烈度也是非常强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比较会比较有意思。
抗美援朝战争，国际上叫朝鲜战争，这场战争在我们国内社会上现在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学术界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评价，比如战争该不该打，战争应该怎么样打，如何评价战争的结局，等等。关于1979年对越南的战争，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部中国学者写的有关这次战争的著作。新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著名教授傅高义写的《邓小平时代》，给对越战争起了一个名字，说在中国，它是“被遗忘的战争”。为什么不能讨论？他在书里说了写个理由，解释中国为什么回避谈论这件事，包括学术界没有办法进行研究。他在书里写了他自己的理由，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我是有经历的，我曾经写过一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里面有一节大概1万多字是中国和越南的矛盾，为什么会走向战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一节被完整地删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曾经和出版社的编辑说能不能保留标题，因为这么重大的事件，在概论式的叙述中没有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人家会怀疑你做历史研究的人是不是知识上有缺陷。所以内容上可以删掉，标题能不能给我留下来？然后编辑说连影子都不能见到，所以它就彻底没有了。这个原因非常复杂，章百家教授知道得非常清楚，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研究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我本来想这个题目就干脆讲毛泽东，不过既然傅高义的书的中文版都出版了，美国人都可以在中国公开地谈，我认为就意味着中国学者也可以公开地谈，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把这两个题目结合起来谈、来比较，我个人认为非常有意义。现在我首先念一段话，二十世纪英国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学术理论家卡尔·波普尔针对历史研究说过一段话：“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迫切需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没有事实上必须非要如此不可的历史，历史是当时的历史人物选择的一种结果，对历史人物来说也是一种宿命，他站在那个位置上，必须做出选择，也就因此要承受后来者的苛刻的检验，即要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波普尔认为“没有必须如此的规律”，这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没有最终的结论，每一代人都会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也有权做出自己的解释。我们这一代人到了今天这个时期，有权利对过去的历史根据我们的理解和知识，以及对当今中国历史命运的体验，寻找自己的答案，做出自己的解释。
第三个问题，是存在着寻求答案的迫切。有很多历史问题，对任何一代人都有进行解读的紧迫的需求，需要我们给出自己的答案。我对这句话非常欣赏，因为我是做历史研究的，所以我只要做讲座，现在都要念一段这样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体会最深的还是为什么说有迫切的需要，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研究主题里的问题，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里，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面临的最迫切的对外政策问题，就是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们当今的很多甚至是矛盾的想法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为什么就认为北朝鲜就是我们的盟友，到现在为止仍然如此难以割舍，不愿意亮明自己的立场？我们与北朝鲜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为什么还会还影响着我们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种种情况？各位可能不太关注，我是比较关注的，就是在十八大结束以后，中共中央派了一位政治局委员到北朝鲜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派人去，凭着我的经验，新领导班子已经确定下来了，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就要有两党相互通报，通报的时候电视里就出现一个场景，我非常关注，新班子和北朝鲜关系怎么认定。中国代表和金正恩见面以后，两个人先是握手，然后(明显地从肢体动作来看还是金正恩主动)拥抱在一起左右左贴了三次脸，这种仪式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是真的试图了解过，因为我们领导人和哪个国家领导人见面都不贴脸的，有时候礼仪性地碰一下。后来了解到这贴脸三下是俄罗斯的风俗习惯，在中苏结盟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见面仪式，这个仪式看似简单，背后反映出我们还在认可冷战时期和北朝鲜形成的关系。韩国人称这个关系叫“血盟”，我们叫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这种关系持续到现在，是不是还在影响我们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思考，或许找不到具体的直接的证据，因为这还要对经过沉淀的历史的详细分析，但我感觉到还是存在的，这个影响非常大。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是不断地推动我们，有一种迫切性，把过去的事情讲清楚，把过去的事情重新解释清楚，再来思考今天面临的紧迫形势。每天早上看新闻，北朝鲜的导弹，昨天说已经竖起来了，今天有最新的情报说已经在里面添加了液体推进燃料，总之是很紧张，每天都可能新的状况。中国也在考虑真的发生了战争中国会怎么办。我看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帮助领导人进行选择的建议。但做朝鲜战争的研究，我认为中国曾经有机会避免这场战争发生，就是凭中国的力量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这里不去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国军队，中国军人。我从来都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军人奉命上战场他们就是英雄，他们是为国家而战，这个政策的决定该如何评价是一回事，但对军人来说他们就是英雄，他们在执行军人的使命。
无论怎么样评价，抗美援朝对中国的影响都是巨大而且相当长远，从当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持续到现在对中国人精神层面的影响，包括对敌友的确立，自己的环境到底应该怎么认识，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等等，都受到那场战争的影响。
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根据我们这个圈研究，毛泽东这次去苏联谈的就是结盟，他见了斯大林，根据苏方的记录，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和平，从中苏关系角度讲，毛泽东是告诉斯大林说，我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友好的中苏关系，就是希望从与苏联结盟得到一个和平的环境。通过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的回忆，他记得毛泽东的口语，斯大林问他你想要什么，毛泽东说“我想要一个又好吃又好看的”，斯大林没有听懂，谈话就没有很顺利地进行下去，他不很明白要又好看又好吃的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的意思是既要有名义上的收获，又要有实质性的东西，即一是援助，二是安全保障。简单地说就是这两样个。因为毛泽东不知道斯大林在想什么，又不能提出具体的条件，所以就说了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不清楚斯大林有没有听懂。今天我们解读他们谈话的内容看，毛泽东是需要援助和安全保障的。根据我的研究，在1月19日—30日之间毛泽东和斯大林谈过东亚地区的革命运动问题，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北朝鲜要想完成国家统一，要对南方发动战争武力统一，必须要在中国完成国家统一之后。
这个事情毛泽东是坚持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档案最早是在1949年5月，解放军打过长江不久，金日成就派人到北京，向中国提过北朝鲜想要完成武力统一，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毛泽东当时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推迟”，他当时讲的是“只有在南朝鲜发动战争的情况你们才能反攻”，那个话的意思当然是不同意北朝鲜主动发起进攻。
金日成还派了代表，又向毛泽东、斯大林发了电报，表示积极支持建立一个东亚共产党情报局，因为1947年9月已经建立了一个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他为什么支持建一个东亚共产党情报局？原因是这样做就可以给北朝鲜参与东亚事务提供一个活动的平台。当然，他也不是空穴来风，东亚共产党情报局这类设想最早是苏联人提出来的。他们在考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了怎么办？要不要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的设想是东亚和欧洲分开搞，因为情况太复杂，苏联在欧洲的利益大大高于它在亚洲地区的利益，所以斯大林不希望两个地区的事务搅到一起，影响苏联处理与西欧国家的关系，因为亚洲国家很多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如果支持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那么在欧洲和法国、英国等国家的关系就难以处理。
金日成提出这样的建议，毛泽东没有接受，他认为中国国内革命战争还没有结束，这个事情要往后放。1949年9、10月这个交涉一直在持续。我讲这段就是要说名，毛泽东和苏联结盟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是有明确看法的，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北朝鲜向南朝鲜发动进攻，挑起这场战争，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的，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安排，所以毛泽东明确表达是不赞成的。
如果我们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完整地看有关中苏同盟的谈判，毛泽东说中国要长时间地和平，就包括了朝鲜半岛不能有战争。毛泽东为什么不赞成？就是担心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这会打乱整个地区已经形成的当时对中国比较有利的局面。我今天讲历史经验教训，为什么要重新解释，为什么有紧迫性，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抗美援朝，的确是面临战争爆发以后的局面，是个被动的选择。问题最初是出在哪里呢？就是在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利益，在于这个地区不能发生战争，避免美国的军事干涉，但当有可能出现这个局面时，为什么不去制止？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有没有机会制止？
美国有一位学者，他的中文名字叫柯庆生，当过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副部长的助理，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在美国影响很大，这本书的核心研究的是冷战时期大盟国和小盟友之间的关系，当然他是在为美国的结盟政策在做解读，帮助他们寻找经验。该书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在冷战时期出现的很多情况都是尾巴摇狗，就是小盟国如何通过玩弄手段，把大的主要国家拖入冲突里来，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我们最普通的常识都是大国在支配小国，但他这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包括中越同盟、中苏同盟、中朝同盟，美国和台湾的同盟关系等等，大量的案例证明都是大国被小国操纵，因为大国有很广泛的利益，在一个局部地区反而因为失去关注、研究不够等等，被小盟国操纵，卷入到和自己利益并不符合的冲突中。这个研究我认为非常有借鉴意义，就是中国为什么会在明确知道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不去制止直到最终卷入到朝鲜战争中，首先是中国有没有机会制止这场战争？
我认为中国是有机会的。研究抗美援朝的著作很多，从中苏结盟一直到最后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从军事角度、外交角度讲述得非常详细。但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金日成从5月13日到中国访问，双方交涉过程中失去的那次机会，研究得不够。金日成4月份去了莫斯科，斯大林违背了同毛泽东达成的共识，就是朝鲜统一要放到中国所有的问题解决之后再处理，他同意金日成可以向南方发动进攻。
毛泽东还在莫斯科的时候，1月30日，斯大林就已经向金日成开绿灯了。毛泽东是2月14日签订同盟条约以后待了几天才走，但(斯大林)1月30日就已经向金日成开了绿灯了，他告诉在金日成身边的俄罗斯总顾问说，“你告诉金日成我愿意在莫斯科接待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记录，金日成当时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是真的吗？然后苏联总顾问说是真的。金日成又追问一句，“那就是我能够去莫斯科喽？”大使告诉他就是这样。然后他4月去了莫斯科，斯大林同意了他的计划，然后说你要到北京去和毛泽东讲。5月13日，金日成来的北京，就告诉毛泽东说，斯大林已经同意了他可以进攻南朝鲜，美国不会干涉，北朝鲜可以靠自己完成这场战争，不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
毛泽东当时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意外，谈话结束后，他让周恩来驱车去苏联驻华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晚上11点多开车去苏联大使馆，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外交正常的礼仪，应该是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现在他亲自前往，可见问题的严重，他就是问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苏联大使向莫斯科汇报以后，第二天斯大林回电，毛泽东看到了斯大林的回电，斯大林说他已经同意金日成同志发动这场攻击，但也告诉及日程最后还是要听中国同志的意见，“要看中国领导人是否赞成”。这个电报里讲的非常明确，白纸黑字，他说告诉金日成，如果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这个问题要重新考虑。因为他和中国领导人之间是有谅解，这个事情他和毛泽东是讨论过的。
我个人为什么认为毛泽东失去了阻止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实际上斯大林把对这场战争的否决权交到了毛泽东手里，因为中苏是盟友，中国有可能被拖进一场苏联支持的战争。军事同盟就是这样，相互承担了义务就得尽责任，不能在不与对方协商情况下主动发起一场战争，既要有可能给对方带来可能的严重后果，就必须要事先协调，否则还叫什么同盟，后来中苏同盟破裂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原则。
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以后没有阻止金日成，也就是同意了。根据有回忆讲，后来毛泽东解释过，他说这个事情很难办，在东方是三匹马拉一驾车，那两匹马要跑我们也没有办法，中国、苏联和朝鲜共同在拉东亚革命的马车，那两匹马想往前跑，想打仗，中国是没有办法阻止的。从整个过程看，中国是有机会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的，事后证明不管中国军队作战如何英勇，但北朝鲜发起这场战争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更进一步说，毛泽东知道它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甚至他和苏联结盟的过程中就在试图阻止这个事态的发展，但当这个事态面临严重的变局，而且美军有可能参战的情况下，结果是他在有机会的时候没有行使自己的否决权，就是行使作为盟国所拥有的对实际自己战略利益的重大事态的否决权。
毛泽东为什么没能阻止金日成？一方面是不能小看金日成这个人，他有自己的算计，他到北京来和毛泽东说，我们不用中国帮助就能完成这场战争。但实际情况上，我个人到现在认为，他在内心深处一是很相信能打赢，另外到最后中国会不会出手帮他，他恐怕心里是有他自己的盘算的。他希望没有中国的介入，但真有困难的时候中国会不会介入，他有自己的盘算。我看过一个回忆录，这个回忆录现在没有发表，是当时第一批入朝的42军军长吴瑞林的会议，有人帮他整理的回忆录。
中国开始准备介入，根据他的回忆录应该是在6月28日，比现在书里写的大大提前，现在档案没有开放，东北地区的军事准备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回忆录里，6月29日接到高岗的电话，让他迅速赶到沈阳，有紧急事务。吴瑞林非常敏感，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发表了声明，美军海陆空三军全面介入朝鲜半岛的决定是6月27日做出的，25号决定地面部队参战，到27号决定封锁台湾海峡，海陆空三军全面介入。他29日当天就赶到沈阳，当时42军驻扎在东北。他回忆说，命令是立即把一切和当地人民的交往的事务全部结束，转交地方，把部队全部收拢并带上所有装备，迅速开往丹东，那里最有标志性的地标就是现在能看到的鸭绿江大桥。第二，军事行动严格保密，任何军事行动的请示只能用通讯员传达，所有内容全部口头当面汇报，不许用任何电讯设备请示汇报。这就是进入战争准备的措施，懂军事的朋友肯定很了解。吴瑞林行动非常迅速，很快就完成了部队的集结，开到丹东。他当时主动干了一件事儿，就是进入朝侦查。他认为入朝作战不可避免，所以就对侦察科科长和作战科科长说，我们要到北朝鲜看地形(这大约是7月上旬)，然后派人到沈阳去请示。当时高岗同意了，吴瑞林他们三个人从丹东坐火车到平壤，然后又往西北走一段看到平壤以北。就坐着火车一路走，侦察科长边看地形边画非常详细的地图。
这件事情他们是秘密的，穿着老百姓的服装进去的。1952年11月(朝鲜战争是1953年7月结束)42军回国(因为轮战，新部队去，老部队回)，要走的时候金日成设家宴招待他。他和金日成的私交非常好，金日成抗日战争从东北回北朝鲜是他送行的，他在丹东这个地方把金日成等三个人送回北朝鲜，所以他们私人之间比较熟悉，金日成要举行宴会送他。在宴会上，金日成告诉他一件事儿，就说明了金日成的精明之处。金日成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已经得到情报了，说中国来了三个人，坐在火车上指手划脚，东张西望，三个人中有一个人又高又瘦，我就知道是你，那时候我就想到了，中国要参战，你一定会来。那时是1950年7月末、8月。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没有阻止金日成。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金日成对一些情况的了解其实超出了我们当时对情报的掌握，他对中国的动向，心里还是有他自己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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